李培林在2 008年发表的中国中产阶级的规模、认同和社会态度一文中，提出以收入水平、职业类别和教育资本衡量中国的中产阶级，目前我国的中产阶级(核心中产阶级、半核心中产阶级、边缘中产阶级)占人口比重只有25.8%。

绝大多数的政府计划的资本都是来自于商业银行的贷款，而且绝大多数的资金都会投向某些大型项目。而且，从近年数据可以发现，商业银行业与制造业企业效益鸿沟有扩大趋势。

同时，加强对中小型制造企业的扶植，鼓励制造业企业实现升级换代，而不是重蹈覆辙，建设大型项目，快速推动GDP数字的提高。另一方面，欧美国家也正在试图重振制造业，采取各种手段促使高端制造业回流。中国经济学者许小年指出，中国政府的四万亿计划无异于饮鸩止渴。政府的巨额投资对制造业反而会有负面作用。与此同时，这悬殊的利润差距又预示着一个极其严重的制造业空心化的趋势，因为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必然流出实业部门，流向金融部门。

这才是中国制造业的根本危机，但却被官媒忽略。中国有环境，改革开放的贯彻保证了经济运行有一个良好的政策环境。当前由成本推动的通胀压力出现结构性上升，未来十年中国出现高通胀的风险正在抬头，同时经济潜在增长正在下降，政府通过发行钞票推动投资的压力会有所上升，进一步加重通胀的上行风险。

银行利润虽然还较高，但是市场预期未来不良贷款导致的亏损将会比较大。首先，中国央行的独立性应该加强。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研究，针对政府利用权力过度刺激经济提出了两个解决办法。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已经在"入世"之后得到了大幅改善，但是服务业竞争力还非常落后，改革空间很大。

如果地方政府需要资金推动项目投资，可以去市场发债。其次，中国未来的改革红利仍然值得期待。

这样资金会自然流向更值得投资的地区。这一趋势在2012年上半年依然持续（见图2）。但是从企业营收利润的角度看，情况已经出现大幅恶化。在这方面，地方和中央的税务安排如何改进将是新一届政府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

中国商品在美国市场份额出现下降。在竞争力下降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也必然下降，这是2012年经济放缓的一个重要结构性因素。而这种短期政府行为必然导致大幅经济波动，长远来看对社会福利有很大危害。最后，通过立法对各级财政的赤字加以控制也很有必要，尤其是今后地方政府财政问题，不能再通过地方融资平台的方式把财政赤字隐藏起来。

另外一个方法是通过立法强制要求政府不能长期实行财政赤字政策。再者，发挥债券市场作用，增加债券市场和银行贷款的相对比例，从而利用市场机制使财政刺激的成本显性化。

首先，发电量在6月同比出现零增长，这是自2009年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出口市场份额的下降使得中国出口增速近年来下了一个大台阶，从2004年到2008年平均每年27％的高速下降到了2012年上半年的9.2％，而同期美国进口增速仅仅从8％下降到了6％（以上计算不包括石油）。

中国在美国市场的出口份额从"入世"以来逐步提升，到2010年，美国从境外进口的商品里除了石油，高达22.75％的部分是中国制造，而这个比例在2001年只有9.74％。另外，本次经济放缓给企业和老百姓带来的影响也大幅高于GDP本身显示的程度。以日本为例，国内各地区间收入分配较为平均，1984年东京的人均GDP和最穷的县相比只差大约两倍，因此日本企业在1984年后从本土转移到海外的趋势比当今的中国更为明显。两国都经历了国际竞争力大幅提升的时期，多年来经济保持高速增长，但是经济增长带来房地产泡沫、劳动力价格上涨，以及货币升值最终使得竞争力出现下降。但是，中国具备的这些优势不应该成为盲目乐观的借口。虽然统计局数据显示GDP增长二季度依然保持在7.6％的水平，但是其他一系列数据给出的信号更值得引起警觉。

比较明显的结构性因素包括人口红利的减少和近年来制度改革的停滞不前。国际经验证明，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机制。

电子产品份额在进一步增加，但是其水平不足以抵消其他商品份额的下降。但是如果举债过多，市场会要求得到更高的收益来弥补未来地方政府不能还本付息的风险，这样地方政府的投资就会受到限制。

很多行业产能过剩严重，大量库存积压，中国正在经历"无利润增长"。政府可通过刺激政策，短期内把经济增长推高，但这种单靠政府行为推动的增长不可能持久，实际是通过对未来经济增长的透支来换取今天的繁荣。

工业企业利润在2012年上半年一直是负增长，钢铁企业更是出现大面积亏损。中日的经历中有一些类似之处。从微观角度看，一些上市的消费品企业举步维艰，即便是香港的零售和澳门的赌场收入也都出现了明显下滑，说明高收入群体也受到了影响。如果能够真正贯彻鼓励民营资本进入垄断行业的"新36条"，未来竞争力还有提升的可能。

因为执政党往往有很强的动机，在大选年通过财政力量制造短期内经济繁荣，以此博取选民的支持。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明显的经济放缓呢？有一些因素已广为人知，讨论也比较充分。

在这一背景下，央行的独立性显得越发重要。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很容易出现过度刺激经济的情况。

衡量国际竞争力的一个标准是在国际市场的出口份额。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实践这方面政策的先行者。

一个就是提高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另外，笔者认为还有两方面的原因同样重要，但是在政策的讨论中相对较少地被提及，一个是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下降。内陆省份的优势可以给中国经济转型提供一定的回旋余地，但这只是提供了转型的时间窗口，转型是否成功尚难预料。对普通百姓，当前的经济放缓意味着他们工作单位的利润下滑，也就意味着个人收入的降低。

从GDP看，经济增长仅仅是从去年的9.2％下降到今年二季度的7.6％，略有放缓。当前中国经济下滑的幅度在过去30年中比较少见。

其次，国际储备在2012年二季度出现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的首次下降，外资流出创造了历史上的季度新高（见图1）。出口的上升趋势在2011年出现了见顶回落的迹象。

一个国家如果有可独立决策的中央银行来施行货币政策，其通胀一般会低于没有央行独立性的国家。道理很简单，如果央行对货币政策的控制不受政党影响，就可以把政治利益和经济决策分开，货币政策的制定就可以更多基于长远的经济利益而不是短期的政治目的。